数字技术的飞速进步推动着各行业进入数字化时代。在此背景下，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全面展开，为产业格局优化带来深刻影响，同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高精尖产业创新。
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中具备一些独特的优势，这些优势有利于国有企业更好地突破高精尖技术，这体现在国企自身的创新特点与国企所特有的责任和使命两方面。
一方面，从创新特点来看，总体而言，国有企业更擅长做长期导向的、高精尖产业领域的、更具社会意义的创新。这一点与数字化转型的整体要求相符。具体来说，第一，国有企业具备在数字化投资与转型中进行长期导向创新的动机。国有企业被要求成为技术创新的引领者、排头兵，在创新过程中，也被要求尽量关注那些成本相对较高、风险相对较大的创新，例如，不仅仅是利用数字化技术提高创新效率，而是将数字技术与传统技术、产品和业务加以组合，形成全新的、突破性的技术产品和业务。第二，国有企业具备在数字化转型中实现更为长期导向、质量更高的创新能力。在新兴经济体中，国有企业往往得到了政府的高度支持，资源基础相对雄厚，也更有能力去做民营企业不敢做、不能做的高精尖产业领域的创新。第三，国有企业具备长期的战略导向和回报期望。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倾向于强调长期导向的创新，例如突破性技术产品的创造、高精尖技术的发展等，而非只关注短期创新效率的提高。第四，国有企业擅长整合内外部资源，打破企业边界，通过数字化转型，打造引领全球并保障自主创新的生态系统。
另一方面，从责任和使命的角度，国有企业往往同时肩负着政治目标和社会责任，且与政府有着天然的强联系。这既保证了国有企业及时获取必要的创新资源，更好地进行高精尖技术突破，也强化了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制度合法性，从而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
以高精尖产业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数字化投资上的区别为例进行分析，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数据，整体趋势上，2009-2018年间，国有企业数字化投资程度逐年增加，非国有企业虽然也有增加，但增加程度不明显。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在数字化投资上是显著更高的（如图1所示）。这也说明，由于拥有更丰富的资源，且更多地肩负着国家数字化战略导向，国有企业会将更多资源投入到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中。
图1 高精尖产业中，国有上市企业与非国有上市企业数字化投资情况对比
尽管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实现持续性创新发展、获取竞争优势有着很大意义，当前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发展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根据已有的研究和实证经验，我国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意识不强。很多国有企业领导者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尚不够清晰准确，这也导致很多国企内部数字化转型文化尚未形成，这是不利于数字化转型实践的。第二，大部分国有企业仍然缺乏明确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只有一部分国企制定了比较清楚、明晰的转型战略；另外，国有企业在推进各类数字化转型示范项目时，战略规划的指导性也不够强。第三，数字化转型资源短缺，这也制约了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例如，数字化转型所依赖的关键装备和核心技术仍然被国外控制，被“卡脖子”；同时，与部分民营企业相比，一些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人才融合流动不足，数字化安全基础管理体系薄弱。第四，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存在管理制约。很多国企现有的管理体系难以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扁平化、敏捷化、柔性化的管理需要。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多部门、多专业、多层级统筹协同推进。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实现这种系统性推进的难度更大。上述问题导致相当一部分的国有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往往并不能实现最优的效果。
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但也具备相对独特的资源和能力，并享有一些特殊的发展机遇。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通过优化数字化转型发展方向，成功带动了高精尖产业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图2展示了高精尖产业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创新产出上的差异。从整体趋势上看，国有企业创新产出在2009-2016年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而在2017-2018年则有一定下滑，这可能与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环境相关。但是，非国有企业在2009-2018年间，创新产出的上升趋势没有得到体现，国有企业体现出了更为卓越的创新绩效。这一结果反映出，国有企业承担着非常重要的推动高精尖产业企业创新发展的责任。这一作用不仅体现在企业创新活动的资源投入程度上，更体现在企业创新活动的结果上。因此，在高精尖产业企业创新发展中，国有企业扮演着“领导者”和“带头人”的角色。这也进一步说明，政府推动国有高精尖产业企业发展，对提升社会整体创新水平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图2 高精尖产业中国有上市企业与非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对比
基于上述分析，国有企业自身特殊的制度环境、资源地位、战略定位等，导致其在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高精尖产业领域中表现出了特殊的优势，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应当更加准确地认识和把握自身的优势，趋利避害，从而在数字化转型中实现更好的创新发展水平。
第一，国有企业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加大数字化和创新投资中的产学研合作，站在政治高度，构建数字化创新生态系统，实现数字化创新的战略先动优势。
第二，国有企业应大力加强数字技术与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当前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最缺的是人才，一方面要打通企业内部晋升通道，另一方面要完善市场化选聘机制。
第三，国有企业应该更多地投资于资金需求大、投资周期长、风险大的数字化和创新技术，更多承接和推进对行业发展具有前瞻性意义、关乎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高精尖技术创新项目，将竞争性领域更多地让位给民营或外资企业。
第四，完善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的考核机制，健全企业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同时给予一定的风险承受度。
总而言之，国有企业应该利用好“国有”身份带来的独特优势，抓住数字化技术飞速发展这一重要机遇，做更多、更好的高精尖创新，抢占战略先机、获取竞争优势。尤其是资源储备充裕的国有企业，和行业地位高且战略导向长远的央企，更应该重视数字化投资下长期导向的高质量创新战略。
李纪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经济管理学院动态竞争与创新战略研究中心主任。1997年，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及汽车系获得双学士学位，2002年，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技术创新管理、竞争战略、项目管理及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管理。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了20多个项目的研究，包括国家自然基金项目6项，科技部项目6项，企业咨询项目8项。参加过40多个项目的研究。正式发表和录用学术期刊论文100余篇，包括SSCI论文30余篇，CSSCI论文40余篇。出版著作3部，翻译著作6部，参编著作8部（包括3本英文著作）。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1次，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2次，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1次，清华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1次，二等奖2次。兼任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协会会员、中华项目管理促进会会员、美国项目管理学会会员、美国管理学会会员。李纪珍教授还积极参与企业相关活动，为多家企业提供管理培训和管理咨询顾问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