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继去年6月实行《港区国安法》后，全国人大对香港推行的又一项重大举措。这个《决定》给香港政治体制按下了“复位”键，开启了香港特区政治秩序的重建之路。

过去几年，香港连续发生扰乱社会秩序、威胁民众安全的事件。在2014年的“占中运动”、2016年的旺角暴力事件以及2019年的“反《逃犯条例》修订”风波中，香港街头上不断发生暴徒砸烂店铺公物，四处扔掷汽油弹，甚至众目睽睽下放火烧人的事件。一小部分拒绝接受“一国两制”的人通过选举进入立法会和区议会，在阻挠政府施政之余，为破坏社会秩序的“黑暴”提供保护伞。更甚者，有立法会议员和政客到国外公然要求外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干预香港事务，甚至叫嚣要制裁香港特区和中国政府。

如果说实施《港区国安法》给政治行为划了一条底线，那么全国人大的《决定》旨在从制度上堵塞漏洞，消除香港平稳发展的障碍，体现了拨乱反正、维护主权的国家意志。

根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根据该决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附件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其中有关立法会的修订包括：1、成立选举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候选人的参选资格；2、赋予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以下简称“选委会”）新的权力及功能，提名立法会参选人；3、增设立法会中的选委会组别；4、将立法会议员的人数从70席增加到90席。这一系列制度修订将大大重塑香港立法会的政治生态，有利于香港政治秩序的重建。

香港的政治体制围绕“行政主导”原则设计，旨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机关，有效治理香港这个开放性的大都市。按照《基本法》，行政机关也向立法会负责，比如征税及公共开支须经立法会批准，法律须在立法会审议通过，行政长官定期向立法会做施政报告，官员接受立法会质询。但回归以来，立法会内的反对派越来越激进。反对派议员通过“拉布”（即冗长辩论，拖延议程）不断阻挠政府重大项目（如港珠澳大桥项目），多项关乎民生的议程如公务员加薪、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等，无法获得立法会财务委员会通过。更有甚者，立法会内的一些反对派议员与议会外的“本土”组织相互串联，或推波助澜或摇旗呐喊，将争取“普选”偷换成“反中”概念。

2019年，借助“反《逃犯条例》修订”风波炒热的政治气氛，区议会选举被政治化。选举议题从“社区管理”被转换成“亲中—反中”比拼，以至“本土派”在区议会选举中颇有斩获。为了延续区议会选举的局势，议会中的泛民政党与街头激进分子联手，赶在原定2020年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前，举行了所谓的“初选”，意图协调各个组织的候选人，争取在立法会选举中取得过半的议席。有些参加“初选”的人士更扬言，夺取立法会过半数议席的目的，是要向香港政府施压，进而挑战中央的权威。

香港的议会功能被异化，有外在的因素也有制度成因。占立法会半数的直选议席采用了比例代表制，即，按照政党或候选人的得票比例，分配立法会直选部分的议席。此选举方法有利于微小型政党或组织成功取得议席。以2016年立法会选举为例，有的当选人实际上只获得5%—6%投票选民的支持。因此，此制度变相鼓励候选人投小众所好，走偏锋路线。过去十多年来，香港主要泛民政党不断裂变，其中激进的“少壮派”一波波地分裂出去自立门户，其主要原因与政党内论资排辈推举候选人，少壮成员“出头”无望有关。另一边，近年来通过各种事件冒起的激进分子，不断割去传统泛民政党的票源，挤压其生存空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挂着各式旗号在社会上活动的团体或组织有70多个，有些完全是一个人唱独角戏。一些原本温和的泛民政党抵不住内外交困，丧失底线向激进“本土”分子靠拢，以期保全政治生命。

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屡次释放在香港落实普选的信息。2007年，中央给出双普选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表明最快可于2017年按基本法规定的提名机制普选行政长官，之后便可考虑全面普选立法会。2010年，中央接受了香港民主党的建议，在立法会及选委会增加区议会的代表性。香港的民主本可朝着《基本法》规定的路线稳步向前。可惜，在立法会内的温和泛民政党，被街头势力牵着鼻子，2015年拉倒政改方案，不惜牺牲香港的民主进程。

全国人大的《决定》将堵塞选举制度的种种漏洞。第一，通过选举人资格审查，确保立法会候选人具有拥护“一国两制”的基本参选资格；第二，经过选委会的提名，确保立法会参选人乃是一位获得爱国爱港力量认可的人；第三，通过在立法会新增选委会组别，增加爱国爱港人士在立法会的话语权；第四，将立法会议员的人数从70席增加到90席，以便扩大爱国爱港者的代表性，防止立法会被“反中”分子挟持。

《决定》也留下了空间。其中有关立法会直选组别采用的比例代表制是否应延续，是否应有更优化的方案？这些问题还有待继续细化。社会广泛认为，比例代表制应该转换成“双议席单票制”，即，每区得票最多的两个候选人当选，选民只可投票给一位候选人。这个制度下，大政党代表当选并取得更多议席的机会大增；而小政党则会被淘汰出局。这个选举制度将鼓励社会上的松散政治团体凝聚力量并向中间路线靠拢，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政治制度规范政治行为，是奠定政治秩序的基础。全国人大的《决定》颁布数日，香港的各种政治力量便纷纷按照新的规则开始新的部署。激进组织纷纷遭到“退群”，新的政党在酝酿之中。事实上，在新的制度下，温和泛民政党或能免除其激进派的胁迫，获得生存及成长的空间，可以以“忠诚的反对派”的面貌推动香港走向更为公平和正义的社会。毕竟，中央此次对香港政治体制的改革，目的就要是实现“爱国者治港”这个大原则。正如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所说，在中央拨乱反正之后，香港由爱国者治理，并非不能够发展民主。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香港将发展出自己的民主之路。

中央改革香港政治制度的最终目的，是要让香港在更为稳定的环境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预期，之前的纷争尘埃落定后，香港市民对政府绩效的期待将更为殷切。“爱国者治港”就是要让市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爱国者治港”的成果。故此，无论是行政长官还是政府部门首长都应该从现在开始思考如何应对香港面对的种种挑战。摆在面前的挑战就有疫情何时清零、市民的日常生活何时恢复，香港最新的失业率已升至7%，这对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的香港而言，无疑正酝酿着一个更大的社会危机。香港面对的挑战还包括：如何解决香港的贫富差距、经济结构问题，如何在后疫情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延续其“国际大都市”的地位等等。

伴随着一场重大的政治改革，必须有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故此，当中央进场对香港政治按下“复位”键之时，也应是特区政府启动香港深层次变革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