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邻国。1618年5月，在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授意下，西伯利亚哥萨克人伊万·裴特林率队使华，带回中国地图和明神宗国书。一般认为，伊万·裴特林使华是中俄关系史的开端，由此，中俄间已有四百余年的官方交往史。学术界对中俄关系史中的要害问题不断深耕，譬如中俄边界问题、民国时期中俄关系问题、苏联与中国百年发展道路问题、苏联解体后的中俄关系问题等等，在此，仅就三个相关问题给予梳理，以飨读者。

在四个多世纪的交流中，中俄双方对彼此的了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对称的。从时间上看，俄国对中国的考察与介绍要早于中国。1741年，伊·卡·罗索欣就开始在帝俄皇家科学院教授中文和满文，同时着手翻译中国史书；但直至1903年，中国学者戢翼翚才将阿·谢·普希金的名著《上尉的女儿》译成中文。“五四”以后，一部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强烈地认同俄苏文化中蕴含着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进而引介和学习俄苏文化。从内容上看，历代俄国汉学家对诸多中国历史典籍进行翻译、研究和传播，并对中国社会、民族和边疆进行考察；而同期的中国学者对俄国历史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尚有深挖空间。

早期俄国汉学家多谙熟汉语、满语、蒙古语等多种语言，他们不仅是中国经典古籍的迻译者和传播者，也是中国历史的研究者和记录者，有着极深的学术造诣。以雅金夫·比丘林为例，他是第九届东正教来华使团团长，享有“俄国首位大汉学家”、“俄国汉学奠基人”之称。雅金夫·比丘林编写的《汉语语音词典》将中国北方方言收录在内，他还编写了《汉语语法》教材，留下了丰厚的关于中国历史、地理、政治、民俗的译著和论著。雅金夫·比丘林的汉学研究基于对自己笃信的第一手汉语文献的研读，他对俄国满、蒙、藏学的研究贡献巨大，特别是其蒙古学研究达到极高的水平。

在早期俄国汉学家的努力下，俄国汉学逐渐摆脱了对西欧传教士汉学著作的依赖和对西欧汉学声音的附和，俄国汉学家成为世界汉学研究难以绕开的群体；也正是在这些俄国汉学家的努力下，有关中国的信息传到俄国、传到西欧，中俄、中西文化交流渐显其独特魅力。

从“诺曼说—反诺曼说”之争，到“西方派—斯拉夫派”之争，再到古典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直至当下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俄国精英们从未放弃对自身民族特点和民族前景的思考与探索。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谢·谢·乌瓦罗夫的观点。1833年11月19日，俄罗斯帝国国民教育大臣谢·谢·乌瓦罗夫提出俄国官方民族理论，强调认识俄国的三要素——东正教、专制政体和民族性。

俄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性格异于中国。历史上，俄罗斯曾受到北方斯堪的纳维亚军事元素和南方拜占庭精神元素的深刻影响，也受到来自东方和西方不同文明的冲击。尽管俄国著名学者德·谢·利哈乔夫曾断言“俄国从来不是东方”，许多俄罗斯思想家也将本国视为欧洲文明的核心，并强调俄国在欧洲文明中占据特殊地位，但是，在地缘上，俄罗斯既牢固地同欧洲联系在一起，也紧密地同亚洲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与中国联系在一起。

安·帕·契诃夫在其中篇小说《草原》中描述到：“俄国人喜欢回忆，但不喜欢生活”。德·谢·利哈乔夫进一步明确表述为：“俄国人不喜欢现在的生活，只生活在过去和未来，这是俄罗斯民族最重要的特点”。与俄国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积极入世、关注现世的主张。做个“形象”比喻：俄国人关注的过去和未来如同分别射向两端的射线，而中国智慧则如同一条强调和关怀当下的线段；中俄两国间的交流与合作好比一条线段同两条射线的连接，势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带来启示，进而造福于两国人民和人类社会。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2021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在中俄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都将发展与对方的关系定位为本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日益发展，“必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压舱石’作用。”